第二百九十三章 粮价
番禺城虽不甚高大,占地却是极广,因为地处极南,降水丰沛,河流众多,绕城的护城河又宽又深。城门一侧各设有水门,以方便运货及载客的船舶进出。
进到城内,只见来来往往的多是穿着短打的力夫和行商,只有极少数自重身份的,穿着中原流行的宽袍大袖。过了端午,天气便开始热起来了,郭斌一行南下,虽受尽了江南湿热天气的苦,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将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的鲁缟扯掉。这闷热的天气虽使人遭罪,可江南的瘴气与疟疾,可是要人命的啊!
所幸此时的番禺就在珠江口,再往南边儿就是南海了,海风吹上陆地,总能给被临近头顶的太阳炙烤得头昏脑涨的的居民一点儿安慰。
郭斌一行人,除了那领路的向导,并无人到过这天下极南的所在,这岭南风物,将众人看得眼花缭乱。其中最耀眼的,便是街边小摊上摆放的珍珠、犀牛角、象牙,以及各式各样的玳瑁制品,甚至连羽毛都有人卖。
这些货物,在中原都算得上贵重而奢侈的物件,若是运到北方,当可大赚一笔。岭南地区远离朝廷中枢之地,城建得晚,番禺又是以商贸和出卖奢侈品而知名的城市,因此坊市之间的分隔并不甚明显。能从中原来此的商人,都是抛家舍业,有担当、胆子大的人,否则谁敢冒着路上盗匪与瘴气的风险来到这岭南之地淘金?以中原人重视乡情的性子,凡是愿意来岭南的,便都是抛开了一切,过来搏命的,又哪里有后世混在北上广的优越感?
众人一路行来,只见路上店铺虽多,行人却是并不见多少,且个个一脸焦虑,许多人甚至拿着麻布袋子在路上奔行。再看路边小摊上的摊主们,一个个也是面有忧色,显然心思完全不在生意上。
郭斌瞧得好奇,顺手拉住一个拿着麻布口袋奔行的青年人,道:“这位小哥有礼了。”
那人被一把拽住,本待发怒,回头看到人高马大,气度不凡的郭斌和他身后跟着的几十个牵着骏马的随从,登时便是一软,还没待张飞黑脸凑上来,便后退半步,惶恐道:“小人这是去买米!”
郭斌心中更是惊奇,道:“买米便买米,怎么大家都这么着急啊?”
那人嗨了一声,紧紧抿着嘴道:“这城中米价大涨,若不趁着现在能买点儿,等日后怕是有钱都买不到咯!”
郭斌心道:“我记得当初学过,这南方地区气候湿热,极适合农作物生长。尤其是水稻,越往南这生长周期越短,甚至都有一年三季的稻子。就这天候,较之中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,竟然缺粮食?”
当下和颜悦色地对那青年道:“咱们刚从中原来此,不晓得行市,这番禺城中的粮食,如今是怎么个价格?”
那青年额头上汗珠显现,急声道:“今日一早是每石一百九十钱,若是跑得慢了,谁晓得能到多少?这位大哥,小人急着去买粮,若是没有别的事儿,便先走了。”
郭斌听了粮价,心中大惊,愣在当地。那青年见郭斌没有说话,便点头哈腰地一步步后退,待退了五六步,方扭转身飞也似地跑了。
关羽面色阴沉,在郭斌身侧,道:“主公,没想到这番禺城中粮价竟如此之高,莫不是城中有什么变故不成?”顿了顿,又加了一句:“唉,城中的百姓要遭殃了。”
郭斌点点头,阴沉着脸没有说话。
即便是在东汉末年,但凡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,城中也有着数量庞大的非农业人口。城中的达官贵人、富商巨贾虽然也有,却不过是少数,人数最多的,还是小手工业者和靠着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力夫。他们大多没有土地,没有或仅有极少的固定产业,基本就是每天赚多少吃多少,一日没有活干,便一日没有东西吃。
而粮食,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基本生命和生活需求的根本,粮价平稳是社会稳定,人民生活幸福和谐的根本前提。而粮价一旦出现大的波动,则必然会给城市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因此自古以来,粮价便是衡量社会是否稳定,人民生活是否丰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。
然而无可否认的是,粮食的价格作为市场价格的中心,其变动也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的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,便是战乱、天灾,当然还有人祸。毫无疑问,与战乱伴随的,往往便是粮食价格的上涨。
从史料可以看出,汉朝的三次粮价大波动,分别发生在:秦汉之交、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、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。几次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,无疑均造成了天下粮价的大幅度上涨。
在秦始皇时期,粮食的价格基本维持在“谷石三十钱”的水平(即谷子每石要三十钱),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也记载道:“(粮价)上不过八十,下不减三十,则农末俱利”。所谓农末俱利,指的是无论是卖粮食的农民还是买粮食吃的工商业者,都可获利。
史书记载:“汉文帝躬俭约······谷石至数十钱,上下饶美。”毫无疑问,此时的粮价是正常的,生活在汉文帝时期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想来也是颇高的。因为老百姓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粮食,那么剩下的钱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质量了。套用一个后世的概念,那便是恩格尔系数,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。
一个家庭收入越少,家庭收入中(或总支出中)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,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,家庭收入中(或总支出中)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。推而广之,一个国家越穷,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(或平均支出中)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,随着国家的富裕,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。
可见,我们的老祖宗凭借对日常生活常识的总结,在汉朝便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。
只是东汉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不如西汉时期稳定,东汉时期皇帝年幼、外戚与宦官相继执掌朝政,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。因此,东汉时期的物价水平,较之西汉时期要普遍高一些,谷粟的价格通常在百钱以上。
同时,每个朝代总是在立国之初政治清明,越往后则愈加混乱而腐朽,汉朝也是如此。反应在粮价上,便是整个汉朝,包括西汉与东汉两个朝代,粮价的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。然而,即便是如今因为黄巾之乱和连年的大旱而导致粮价上涨,阳翟县与长社县中的粮价也保持在一百一十钱左右。
便是在京师洛阳,物价腾贵,粮价更是因为黄巾之乱而有了大幅度上涨,可天子脚下,首善之地,粮价也不过是百三十钱就顶天了。颍川郡中其他各县粮价大约与洛阳齐平,而其他各州县之中,粮价虽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浮,也大约在百四十钱左右。
而如今的番禺城中,每石一百九十钱的粮价,可真算得上是天价粮食了,这城中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啊!郭斌一行人中,除了董杏儿和郭斌,都算得是穷苦出身,并非不辨五谷、不识六畜之人。
关羽流落江湖多年,张飞杀猪的屠户出身,黄忠携子四处求医,见多识广,起码对于粮价还是知晓一二的。更不用说这五十护卫了,他们多是从最早的伏龙山庄出来的,是真正的苦出身,知道民间疾苦,也知道粮价。
而董杏儿不谙世事,下山后也从未有过金钱的概念,因此在这粮价上并无太多触动。郭斌在穿越之前,也算得上不辨五谷,于民生大事丝毫不关心,只知道家中小镇上一个最爱吃的肉夹馍要六块钱,至于一公斤面粉,一公斤大米多少钱,那他也是没有概念的。
自从重生在东汉末年之后,世情逼着他不得不了解民间疾苦,了解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。而随着他一步步踏入仕途,站在他身后,指望着他吃饭的人越来越多,他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。至于对粮价的了解,也是为了平抑因为黄巾之乱和连年的旱灾而导致的物价腾贵,郭斌便利用阳翟县中工商业收上来的税款,派人四处收购粮食,然后通过各种手段运送到阳翟来。
这一番动作,他也算是使出了浑身解数,为了减少谷物和粟米的需求量,他甚至打起了塞外鲜卑人和匈奴人的主意。他让商队采购了大批的牛羊,一路贩运到阳翟县来,既调整了县中人民的粮食结构,增加了肉食的比例,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,更是平抑了粮价,使得阳翟县即使是在乱世都保持着较为合理的粮价水平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动作并没有花费多少钱。
在全国性粮荒的时代,从各地贩运粮食的成本是高得惊人的。先不说各地高企的粮食价格,运送也要大把大把的五铢钱撒出去,其中雇佣粮车、派遣护卫、一路上人吃马嚼算在其中,那花费可大了去了。为什么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?因为粮草的调运,无论在哪个时代,都是极复杂,花费人力物力极高的动作。
而运送牲畜则不一样了。只要有了郭斌麾下大军的护卫,再给羊群喂一点儿草,羊儿们便会跟着头羊自己走。这种运送方式虽慢一点儿,可花费却少得多了。况且又有塞外三城矗立在长城外,可以随时收购大批的牛羊。草原上牛羊多得是,趁着严冬来临前将吃不了的牛羊卖掉,换成美酒、丝绸等极保值的货物,反而可以避免因牛羊过多而在大雪之中冻毙而造成的损失。
因此,一批又一批的羊群南下,很是解决了阳翟县中缺粮的窘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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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到城内,只见来来往往的多是穿着短打的力夫和行商,只有极少数自重身份的,穿着中原流行的宽袍大袖。过了端午,天气便开始热起来了,郭斌一行南下,虽受尽了江南湿热天气的苦,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将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的鲁缟扯掉。这闷热的天气虽使人遭罪,可江南的瘴气与疟疾,可是要人命的啊!
所幸此时的番禺就在珠江口,再往南边儿就是南海了,海风吹上陆地,总能给被临近头顶的太阳炙烤得头昏脑涨的的居民一点儿安慰。
郭斌一行人,除了那领路的向导,并无人到过这天下极南的所在,这岭南风物,将众人看得眼花缭乱。其中最耀眼的,便是街边小摊上摆放的珍珠、犀牛角、象牙,以及各式各样的玳瑁制品,甚至连羽毛都有人卖。
这些货物,在中原都算得上贵重而奢侈的物件,若是运到北方,当可大赚一笔。岭南地区远离朝廷中枢之地,城建得晚,番禺又是以商贸和出卖奢侈品而知名的城市,因此坊市之间的分隔并不甚明显。能从中原来此的商人,都是抛家舍业,有担当、胆子大的人,否则谁敢冒着路上盗匪与瘴气的风险来到这岭南之地淘金?以中原人重视乡情的性子,凡是愿意来岭南的,便都是抛开了一切,过来搏命的,又哪里有后世混在北上广的优越感?
众人一路行来,只见路上店铺虽多,行人却是并不见多少,且个个一脸焦虑,许多人甚至拿着麻布袋子在路上奔行。再看路边小摊上的摊主们,一个个也是面有忧色,显然心思完全不在生意上。
郭斌瞧得好奇,顺手拉住一个拿着麻布口袋奔行的青年人,道:“这位小哥有礼了。”
那人被一把拽住,本待发怒,回头看到人高马大,气度不凡的郭斌和他身后跟着的几十个牵着骏马的随从,登时便是一软,还没待张飞黑脸凑上来,便后退半步,惶恐道:“小人这是去买米!”
郭斌心中更是惊奇,道:“买米便买米,怎么大家都这么着急啊?”
那人嗨了一声,紧紧抿着嘴道:“这城中米价大涨,若不趁着现在能买点儿,等日后怕是有钱都买不到咯!”
郭斌心道:“我记得当初学过,这南方地区气候湿热,极适合农作物生长。尤其是水稻,越往南这生长周期越短,甚至都有一年三季的稻子。就这天候,较之中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,竟然缺粮食?”
当下和颜悦色地对那青年道:“咱们刚从中原来此,不晓得行市,这番禺城中的粮食,如今是怎么个价格?”
那青年额头上汗珠显现,急声道:“今日一早是每石一百九十钱,若是跑得慢了,谁晓得能到多少?这位大哥,小人急着去买粮,若是没有别的事儿,便先走了。”
郭斌听了粮价,心中大惊,愣在当地。那青年见郭斌没有说话,便点头哈腰地一步步后退,待退了五六步,方扭转身飞也似地跑了。
关羽面色阴沉,在郭斌身侧,道:“主公,没想到这番禺城中粮价竟如此之高,莫不是城中有什么变故不成?”顿了顿,又加了一句:“唉,城中的百姓要遭殃了。”
郭斌点点头,阴沉着脸没有说话。
即便是在东汉末年,但凡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,城中也有着数量庞大的非农业人口。城中的达官贵人、富商巨贾虽然也有,却不过是少数,人数最多的,还是小手工业者和靠着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力夫。他们大多没有土地,没有或仅有极少的固定产业,基本就是每天赚多少吃多少,一日没有活干,便一日没有东西吃。
而粮食,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基本生命和生活需求的根本,粮价平稳是社会稳定,人民生活幸福和谐的根本前提。而粮价一旦出现大的波动,则必然会给城市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因此自古以来,粮价便是衡量社会是否稳定,人民生活是否丰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。
然而无可否认的是,粮食的价格作为市场价格的中心,其变动也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的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,便是战乱、天灾,当然还有人祸。毫无疑问,与战乱伴随的,往往便是粮食价格的上涨。
从史料可以看出,汉朝的三次粮价大波动,分别发生在:秦汉之交、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、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。几次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,无疑均造成了天下粮价的大幅度上涨。
在秦始皇时期,粮食的价格基本维持在“谷石三十钱”的水平(即谷子每石要三十钱),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也记载道:“(粮价)上不过八十,下不减三十,则农末俱利”。所谓农末俱利,指的是无论是卖粮食的农民还是买粮食吃的工商业者,都可获利。
史书记载:“汉文帝躬俭约······谷石至数十钱,上下饶美。”毫无疑问,此时的粮价是正常的,生活在汉文帝时期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想来也是颇高的。因为老百姓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粮食,那么剩下的钱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质量了。套用一个后世的概念,那便是恩格尔系数,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。
一个家庭收入越少,家庭收入中(或总支出中)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,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,家庭收入中(或总支出中)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。推而广之,一个国家越穷,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(或平均支出中)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,随着国家的富裕,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。
可见,我们的老祖宗凭借对日常生活常识的总结,在汉朝便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。
只是东汉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不如西汉时期稳定,东汉时期皇帝年幼、外戚与宦官相继执掌朝政,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。因此,东汉时期的物价水平,较之西汉时期要普遍高一些,谷粟的价格通常在百钱以上。
同时,每个朝代总是在立国之初政治清明,越往后则愈加混乱而腐朽,汉朝也是如此。反应在粮价上,便是整个汉朝,包括西汉与东汉两个朝代,粮价的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。然而,即便是如今因为黄巾之乱和连年的大旱而导致粮价上涨,阳翟县与长社县中的粮价也保持在一百一十钱左右。
便是在京师洛阳,物价腾贵,粮价更是因为黄巾之乱而有了大幅度上涨,可天子脚下,首善之地,粮价也不过是百三十钱就顶天了。颍川郡中其他各县粮价大约与洛阳齐平,而其他各州县之中,粮价虽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浮,也大约在百四十钱左右。
而如今的番禺城中,每石一百九十钱的粮价,可真算得上是天价粮食了,这城中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啊!郭斌一行人中,除了董杏儿和郭斌,都算得是穷苦出身,并非不辨五谷、不识六畜之人。
关羽流落江湖多年,张飞杀猪的屠户出身,黄忠携子四处求医,见多识广,起码对于粮价还是知晓一二的。更不用说这五十护卫了,他们多是从最早的伏龙山庄出来的,是真正的苦出身,知道民间疾苦,也知道粮价。
而董杏儿不谙世事,下山后也从未有过金钱的概念,因此在这粮价上并无太多触动。郭斌在穿越之前,也算得上不辨五谷,于民生大事丝毫不关心,只知道家中小镇上一个最爱吃的肉夹馍要六块钱,至于一公斤面粉,一公斤大米多少钱,那他也是没有概念的。
自从重生在东汉末年之后,世情逼着他不得不了解民间疾苦,了解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。而随着他一步步踏入仕途,站在他身后,指望着他吃饭的人越来越多,他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。至于对粮价的了解,也是为了平抑因为黄巾之乱和连年的旱灾而导致的物价腾贵,郭斌便利用阳翟县中工商业收上来的税款,派人四处收购粮食,然后通过各种手段运送到阳翟来。
这一番动作,他也算是使出了浑身解数,为了减少谷物和粟米的需求量,他甚至打起了塞外鲜卑人和匈奴人的主意。他让商队采购了大批的牛羊,一路贩运到阳翟县来,既调整了县中人民的粮食结构,增加了肉食的比例,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,更是平抑了粮价,使得阳翟县即使是在乱世都保持着较为合理的粮价水平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动作并没有花费多少钱。
在全国性粮荒的时代,从各地贩运粮食的成本是高得惊人的。先不说各地高企的粮食价格,运送也要大把大把的五铢钱撒出去,其中雇佣粮车、派遣护卫、一路上人吃马嚼算在其中,那花费可大了去了。为什么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?因为粮草的调运,无论在哪个时代,都是极复杂,花费人力物力极高的动作。
而运送牲畜则不一样了。只要有了郭斌麾下大军的护卫,再给羊群喂一点儿草,羊儿们便会跟着头羊自己走。这种运送方式虽慢一点儿,可花费却少得多了。况且又有塞外三城矗立在长城外,可以随时收购大批的牛羊。草原上牛羊多得是,趁着严冬来临前将吃不了的牛羊卖掉,换成美酒、丝绸等极保值的货物,反而可以避免因牛羊过多而在大雪之中冻毙而造成的损失。
因此,一批又一批的羊群南下,很是解决了阳翟县中缺粮的窘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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