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(8)_3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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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着,说着,覃英豪哭了,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。王一鸣被他的故事也感动了,感同身受,眼睛也红了起来,他强力忍着,才没有让泪水掉下来。
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,好久才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。
突然一个声音说:“覃大哥难,我们当兵的,现在也不容易啊!我来说两句吧,代表我们退五的战士。”
王一鸣抬头看,也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。头发掉了不少,头秃秃的,剩下的头发也有些花白,脸上沟壑纵横,一脸沧桑。
他说:“我叫郝卫国,78年入五,训练刚半年,就被拉上了前线。打越南时,我们连是尖刀连,在敌人后方搞穿插,沿途遭遇过越南军队的伏击,一个连损失了一小半。我比较幸运,没有受伤,战斗打响,我们连攻占了几个重要的高地,受到了总部嘉奖,我也荣立了三等功。战斗结束后,我们回国时,老百姓敲锣打鼓,像对待英雄一样,欢迎我们凯旋。我回到老家的县城,到处被请去做报告,到工厂、学校,几百人、上千人听我讲演。我在县城里成了名人。那个时候,为我说媒的多了去了,我老婆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,她在县汽车运输公司上班,还是吃商品粮的。她说崇拜我这个英雄,才愿意嫁给我的。我82年退五后,到我们县毛巾厂上班,当保卫干事。86年毛巾厂停产,我下岗,在大街上推过三轮车,当过货场的搬运工,到建筑队当过泥瓦工,走南闯北,为家里挣钱。我老婆看我下岗了,就开始看不起我,后来她和一个搞运输的司机好上了,当了别人的二奶,就和我离了婚。我有一个儿子,当时三岁多,我一个人没办法带,只能是送回乡下老家,给我母亲帮带。这些年,我什么都干过,吃了不少苦。九七年我在广东一个纺织厂打工,开机器时,不小心把手给切断了,左手掉了四个手指,现在你看看,只剩下一个大拇指了。”说着他对大家扬了扬自己的左手。
“我残废了,老板派人把我送到医院,一开始给了一万多块钱用于治病,但是后来,老板就不同意出钱了,说是我自己也要负责任,谁让我不小心,出了这样的事故。我找当地的劳动部门,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,他们说没办法帮我。我找律师打官司,律师说要先支付一笔律师费。我没有钱,聘请不起律师,就只好作罢。到最后,找到了一个律师,搞法律援助的,愿意免费帮我打官司。官司后来也打赢了,但是,老板一看要赔我十几万,其他的十几个在厂里受过工伤的,也纷纷打官司起诉老板,老板一看,赔的钱太多,他干脆把厂子连夜转让了,自己跑了,从此人间蒸发,再也找不到了,直到现在,我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拿到。现在有的时候,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。我乞讨时,摆上我当年获得的军功章,以证明我是个退五军人,不是骗人的,大家一看,纷纷给钱,现在我一天下来,也有几十块钱的收入,好的时候,有上百块。这样,我就引起了其他乞讨人员的嫉妒,他们在半年前,把我打了一顿,说是不准我在我们那个城市乞讨了。没办法,我只好坐车来省城,联系我的一帮战友,让他们出面,保护保护我。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,一个名符其实的乞丐。几十天前,一个外国人到我的面前,给了我一张百元大钞,说是要给我拍照片,让国外的人也看到我,我一听,马上拒绝了,我说:‘去,去,去。你们这帮外国佬,都没安好心,我是中国人,曾经为这个国家流过血,流过汗,我不能为国家抹黑。给我再多的钱,我也不说政府的坏话。你要是拍我的照片到外国发表,让外国人指责我们国家不尊重军人,不是利用我吗!我不干。”
大家都被他说笑了。
王一鸣问:“你有什么要求没有?”
郝卫国说:“有啊!我要求政府给我们这些退五军人解决些补助,多了不敢想,一个月三百块吧,比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一些,总可以吧?”
王一鸣问:“现在你有没有什么保障?”
郝卫国说:“有,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,太少了,根本不够用。”
王一鸣问:“你看病怎么办?有报销的渠道吗?”
郝卫国说:“我们老家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,我是农村户口,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,但是要住院治疗才行。平常里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,都是自己扛着。能扛过去,就不去吃药打针,因为没有钱。实在是扛不住了,再去买点药吃。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的,拖一天算一天,我们命贱,抵抗能力强,轻易不拉肚子、感冒什么的,不像城里人那样,得了感冒要打点滴,花三五百块才能治好,要是那样,我们早就完蛋了!”
王一鸣苦笑了一下,点了点头,心里有一丝心酸的感觉,这些底层的老百姓,生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,还那么乐观,真是让人唏嘘感叹。
轮到下一个同志发言了,一个个子高大、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站起来,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然后坐下,拿出一个黑色的包包,从里面抽出来一个牛皮纸的信封,打开信封,从里面拿出来自己的军功章、获奖证书什么的,然后看着王一鸣说:“王书记,我叫金万全,77年当兵,79年上的前线,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功,回国后我被提拔为排长,然后上了军校,87年转业,被安排在我们县百货大楼当保卫科长。91年我们县百货大楼搞承包经营,我承包了一个柜台,卖鞋子。生意不好,还要每年向公司交租金和管理费、水电费什么的,于是就下岗了,到外面自谋职业。我帮别人打过短工,借钱开过小餐馆,跑过长途运输,但都不成功,勉强糊口而已。我老婆原来是县百货大楼的售货员,也下岗了,她看我活得越来越失败,就忍不住和一个做安装工程的小老板好上了,当了人家的小老婆。我发现她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开房,于是就和她离婚了。现在一个人带着18岁的儿子过,儿子不上学了,在一个摩托车修理店当学徒工。王书记,我有一个问题,实在是搞不明白,我现在到底算什么?是军官转业,按说算是干部,但是没有一个单位承认我是干部。没有职业了,算是下岗职工吧,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办下岗证,我现在连下岗职工的待遇都享受不到。如果是正儿八经的下岗职工,还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,通过申请,还可以每个月享受两百多元的生活补贴。我就奇怪了,我们国家这么大,怎么就没有一个单位让下岗职工申请、证明自己是下岗职工啊?!更可气的是,我们单位原来给每个人办了养老保险,现在下岗了,没有任何收入了,自己一个人打短工,连糊口都难,却要按照文件要求,每个月自己去养老保险所,缴纳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养老保险金。单位不承担了,所有的都要自己一个人承担,不这样,到老了一分钱也没有。我现在真的是不如农民。农民好歹有地,有房子,我什么都没有,真正的无产阶级,我不知道我今后怎么活,有时候悲观起来,真想一死了之。但是想想儿子,还得活下去。战场上我都没有死,还立了功,现在死了,怎么去见我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吧?难道我们出生入死,就是保卫这样一个这样对待我们军人的国家吗?!我想不通。王书记,各位领导,我的言论可能有些过激了,希望大家谅解!”说着,他又冲大家鞠了一个躬。
王一鸣听了,心里更是不好受,他想起来一年多前在北京和魏正东吃饭、聊天时,谈到过这个问题,魏正东慷慨激昂地说:“一鸣,我告诉你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,现在对下岗工人推出的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制度,我认为是人类社会最丧尽天良的制度,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们可以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办法来比较比较,你就明白了。我在美国呆过,在那里留学五六年,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养老保险制度。他们那里,对于下岗职工,每个月可以向政府的有关部门领取失业救济金,数额虽然每个州不一样,但是,保持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,每个月两千美元左右是有的,还可以领取食品券,在一些地方免费领取食品。比我们这里上班的人领的正常的工资还高。这是美国的做法。当然,美国是发达国家,我们是发展中国家,目前我们还做不到他们那个水平。但是,目前这个制度设计,太不讲人道了,说资本主义邪恶,你这个不比资本主义制度邪恶多少倍啊!你不仅不向下岗职工发一分钱,就是发钱,也是两三百块钱的生活补助而已,这些钱,够一个人活命吗?!况且下岗职工都是四十、五十岁的年纪,上有老下有小,你让他们一家人怎么活?最无耻的就是这个养老保险的设计,那些本来就没有任何钱的人,还要向国家交钱,每个月四五百块,以换取今后年限到了以后,可以领取国家的退休金。他们连生活都保障不了,还从哪里弄钱,交这个养老保险啊?!而公务员什么都不交,到了退休,却可以领取高额的养老金,你这不是杀富济贫,而是杀贫济富啊!再说了,物价连年飞涨,我每年交五千块,二十年后退休了,你给我每个月发一千二百块。看着从数字上,我是赚了国家的便宜。但是,谁又能知道,二十年后的一千多块,还能干什么?能不能买几袋面粉,还真不好说。现在的一个月四五百块,说不定比二十年后的一个月两千多块买的东西还多。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,到时候国家给的养老金,其实根本比不上当初自己交的那四五百块钱。这不是骗局是什么?还有些职工辛辛苦苦,借钱交了二十年,但结果刚可以领养老金,就得病死了。这些人不是白白为国家做贡献了吗?这样的制度设计,就是抢劫穷人、搜刮穷人吗!”
(省委大院(全本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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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着,说着,覃英豪哭了,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。王一鸣被他的故事也感动了,感同身受,眼睛也红了起来,他强力忍着,才没有让泪水掉下来。
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,好久才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。
突然一个声音说:“覃大哥难,我们当兵的,现在也不容易啊!我来说两句吧,代表我们退五的战士。”
王一鸣抬头看,也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。头发掉了不少,头秃秃的,剩下的头发也有些花白,脸上沟壑纵横,一脸沧桑。
他说:“我叫郝卫国,78年入五,训练刚半年,就被拉上了前线。打越南时,我们连是尖刀连,在敌人后方搞穿插,沿途遭遇过越南军队的伏击,一个连损失了一小半。我比较幸运,没有受伤,战斗打响,我们连攻占了几个重要的高地,受到了总部嘉奖,我也荣立了三等功。战斗结束后,我们回国时,老百姓敲锣打鼓,像对待英雄一样,欢迎我们凯旋。我回到老家的县城,到处被请去做报告,到工厂、学校,几百人、上千人听我讲演。我在县城里成了名人。那个时候,为我说媒的多了去了,我老婆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,她在县汽车运输公司上班,还是吃商品粮的。她说崇拜我这个英雄,才愿意嫁给我的。我82年退五后,到我们县毛巾厂上班,当保卫干事。86年毛巾厂停产,我下岗,在大街上推过三轮车,当过货场的搬运工,到建筑队当过泥瓦工,走南闯北,为家里挣钱。我老婆看我下岗了,就开始看不起我,后来她和一个搞运输的司机好上了,当了别人的二奶,就和我离了婚。我有一个儿子,当时三岁多,我一个人没办法带,只能是送回乡下老家,给我母亲帮带。这些年,我什么都干过,吃了不少苦。九七年我在广东一个纺织厂打工,开机器时,不小心把手给切断了,左手掉了四个手指,现在你看看,只剩下一个大拇指了。”说着他对大家扬了扬自己的左手。
“我残废了,老板派人把我送到医院,一开始给了一万多块钱用于治病,但是后来,老板就不同意出钱了,说是我自己也要负责任,谁让我不小心,出了这样的事故。我找当地的劳动部门,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,他们说没办法帮我。我找律师打官司,律师说要先支付一笔律师费。我没有钱,聘请不起律师,就只好作罢。到最后,找到了一个律师,搞法律援助的,愿意免费帮我打官司。官司后来也打赢了,但是,老板一看要赔我十几万,其他的十几个在厂里受过工伤的,也纷纷打官司起诉老板,老板一看,赔的钱太多,他干脆把厂子连夜转让了,自己跑了,从此人间蒸发,再也找不到了,直到现在,我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拿到。现在有的时候,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。我乞讨时,摆上我当年获得的军功章,以证明我是个退五军人,不是骗人的,大家一看,纷纷给钱,现在我一天下来,也有几十块钱的收入,好的时候,有上百块。这样,我就引起了其他乞讨人员的嫉妒,他们在半年前,把我打了一顿,说是不准我在我们那个城市乞讨了。没办法,我只好坐车来省城,联系我的一帮战友,让他们出面,保护保护我。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,一个名符其实的乞丐。几十天前,一个外国人到我的面前,给了我一张百元大钞,说是要给我拍照片,让国外的人也看到我,我一听,马上拒绝了,我说:‘去,去,去。你们这帮外国佬,都没安好心,我是中国人,曾经为这个国家流过血,流过汗,我不能为国家抹黑。给我再多的钱,我也不说政府的坏话。你要是拍我的照片到外国发表,让外国人指责我们国家不尊重军人,不是利用我吗!我不干。”
大家都被他说笑了。
王一鸣问:“你有什么要求没有?”
郝卫国说:“有啊!我要求政府给我们这些退五军人解决些补助,多了不敢想,一个月三百块吧,比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一些,总可以吧?”
王一鸣问:“现在你有没有什么保障?”
郝卫国说:“有,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,太少了,根本不够用。”
王一鸣问:“你看病怎么办?有报销的渠道吗?”
郝卫国说:“我们老家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,我是农村户口,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,但是要住院治疗才行。平常里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,都是自己扛着。能扛过去,就不去吃药打针,因为没有钱。实在是扛不住了,再去买点药吃。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的,拖一天算一天,我们命贱,抵抗能力强,轻易不拉肚子、感冒什么的,不像城里人那样,得了感冒要打点滴,花三五百块才能治好,要是那样,我们早就完蛋了!”
王一鸣苦笑了一下,点了点头,心里有一丝心酸的感觉,这些底层的老百姓,生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,还那么乐观,真是让人唏嘘感叹。
轮到下一个同志发言了,一个个子高大、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站起来,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然后坐下,拿出一个黑色的包包,从里面抽出来一个牛皮纸的信封,打开信封,从里面拿出来自己的军功章、获奖证书什么的,然后看着王一鸣说:“王书记,我叫金万全,77年当兵,79年上的前线,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功,回国后我被提拔为排长,然后上了军校,87年转业,被安排在我们县百货大楼当保卫科长。91年我们县百货大楼搞承包经营,我承包了一个柜台,卖鞋子。生意不好,还要每年向公司交租金和管理费、水电费什么的,于是就下岗了,到外面自谋职业。我帮别人打过短工,借钱开过小餐馆,跑过长途运输,但都不成功,勉强糊口而已。我老婆原来是县百货大楼的售货员,也下岗了,她看我活得越来越失败,就忍不住和一个做安装工程的小老板好上了,当了人家的小老婆。我发现她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开房,于是就和她离婚了。现在一个人带着18岁的儿子过,儿子不上学了,在一个摩托车修理店当学徒工。王书记,我有一个问题,实在是搞不明白,我现在到底算什么?是军官转业,按说算是干部,但是没有一个单位承认我是干部。没有职业了,算是下岗职工吧,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办下岗证,我现在连下岗职工的待遇都享受不到。如果是正儿八经的下岗职工,还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,通过申请,还可以每个月享受两百多元的生活补贴。我就奇怪了,我们国家这么大,怎么就没有一个单位让下岗职工申请、证明自己是下岗职工啊?!更可气的是,我们单位原来给每个人办了养老保险,现在下岗了,没有任何收入了,自己一个人打短工,连糊口都难,却要按照文件要求,每个月自己去养老保险所,缴纳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养老保险金。单位不承担了,所有的都要自己一个人承担,不这样,到老了一分钱也没有。我现在真的是不如农民。农民好歹有地,有房子,我什么都没有,真正的无产阶级,我不知道我今后怎么活,有时候悲观起来,真想一死了之。但是想想儿子,还得活下去。战场上我都没有死,还立了功,现在死了,怎么去见我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吧?难道我们出生入死,就是保卫这样一个这样对待我们军人的国家吗?!我想不通。王书记,各位领导,我的言论可能有些过激了,希望大家谅解!”说着,他又冲大家鞠了一个躬。
王一鸣听了,心里更是不好受,他想起来一年多前在北京和魏正东吃饭、聊天时,谈到过这个问题,魏正东慷慨激昂地说:“一鸣,我告诉你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,现在对下岗工人推出的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制度,我认为是人类社会最丧尽天良的制度,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们可以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办法来比较比较,你就明白了。我在美国呆过,在那里留学五六年,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养老保险制度。他们那里,对于下岗职工,每个月可以向政府的有关部门领取失业救济金,数额虽然每个州不一样,但是,保持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,每个月两千美元左右是有的,还可以领取食品券,在一些地方免费领取食品。比我们这里上班的人领的正常的工资还高。这是美国的做法。当然,美国是发达国家,我们是发展中国家,目前我们还做不到他们那个水平。但是,目前这个制度设计,太不讲人道了,说资本主义邪恶,你这个不比资本主义制度邪恶多少倍啊!你不仅不向下岗职工发一分钱,就是发钱,也是两三百块钱的生活补助而已,这些钱,够一个人活命吗?!况且下岗职工都是四十、五十岁的年纪,上有老下有小,你让他们一家人怎么活?最无耻的就是这个养老保险的设计,那些本来就没有任何钱的人,还要向国家交钱,每个月四五百块,以换取今后年限到了以后,可以领取国家的退休金。他们连生活都保障不了,还从哪里弄钱,交这个养老保险啊?!而公务员什么都不交,到了退休,却可以领取高额的养老金,你这不是杀富济贫,而是杀贫济富啊!再说了,物价连年飞涨,我每年交五千块,二十年后退休了,你给我每个月发一千二百块。看着从数字上,我是赚了国家的便宜。但是,谁又能知道,二十年后的一千多块,还能干什么?能不能买几袋面粉,还真不好说。现在的一个月四五百块,说不定比二十年后的一个月两千多块买的东西还多。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,到时候国家给的养老金,其实根本比不上当初自己交的那四五百块钱。这不是骗局是什么?还有些职工辛辛苦苦,借钱交了二十年,但结果刚可以领养老金,就得病死了。这些人不是白白为国家做贡献了吗?这样的制度设计,就是抢劫穷人、搜刮穷人吗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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